德國金匠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436年左右發(fā)明了印刷機，但他遠不是第一個自動化書籍印刷工藝的人。中國的木版印刷可以追溯到9世紀，韓國書制作者在古騰堡之前的一個世紀就利用可移動的金屬印刷方式進行印刷。
　　但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古騰堡的改進是采用螺旋式橄欖壓榨機樣的機器把帶墨水的金屬均勻地壓到紙上去來實現印刷，是開啟現代時代的關鍵。憑借新發(fā)現，人們能夠在每個可以想象的主題上廉價地批量生產書籍，革命性的想法和無價的古老知識被傳播到每個有文化的歐洲人手中，使有文化的歐洲人數在每個世紀翻了一番。
　　以下是印刷機幫助歐洲走出黑暗時代并加速人類進步的七種方式。
　　1.全球新聞網絡啟動
　　Johannes Gutenberg的第一臺印刷機
　　古騰堡沒有活著看到他的發(fā)明產生的巨大影響。他最大的成就是用拉丁文寫的印圣經，花了三年時間印刷了大約200份，這速度比起手工抄寫來是奇跡一般的存在。
　　但正如歷史學家阿達帕爾默所解釋的那樣，古騰堡的發(fā)明直到有書籍分銷網絡才有利可圖。帕爾默是芝加哥大學早期現代歐洲歷史教授，他將早期印刷書籍如古騰堡圣經與亞馬遜推出Kindle之前的電子書如何努力尋找市場進行了比較。
　　“恭喜你，你已經印制了200份圣經;你們鎮(zhèn)上大約有三個人可以用拉丁語閱讀圣經，“帕爾默說。“你打算用其他197份拷貝做什么？”
　　古騰堡死于身無分文，他的印刷機被他的債權人扣押。其他德國印刷商逃往有利于發(fā)展的地方，最終抵達威尼斯，威尼斯是15世紀后期地中海的中心航運樞紐。
　　“如果你在威尼斯打印了200本書，那么你可以向每艘離開港口的船長出售5本書，”帕爾默說，這里創(chuàng)建了印刷書籍的第一個大規(guī)模銷售機制。
　　這些船離開了威尼斯，帶著宗教文本和文學，也把新聞傳遍了世界。威尼斯的印刷商們向水手出售了四頁的新聞小冊子，當他們的船到達遙遠的港口時，當地的印刷商會復制這些小冊子并將其交給那些將他們帶到幾十個城鎮(zhèn)的騎手。
　　由于15世紀90年代的識字率仍然非常低，當地人會聚集在酒吧付費聽取讀者誦讀最新消息，這些消息都是從丑聞丑聞到戰(zhàn)爭報道。
　　“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新聞的消費，”帕爾默說。“每天查看新聞是很正常的。”
　　2.促使文藝復興進入了高潮
　　從萊昂納多達芬奇筆記本上取下的印刷機的草圖。
　　早在古登堡發(fā)明了印刷機的近一個世紀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開始，14世紀的政治領導人開始振興意大利城市比如羅馬和佛羅倫薩等，古羅馬的教育體系產生了像凱撒，西塞羅和塞涅卡等巨頭。
　　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主要項目是找到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樣的人物的長期丟失的作品并重新發(fā)表。富人會為阿爾卑斯山的考察提供資金，以尋找孤立的修道院。意大利使者在奧斯曼帝國度過了多年，學習古希臘語和阿拉伯語，將稀有文本翻譯成拉丁文。
　　檢索經典文本的操作早在印刷機之前就開始了，但是對于除富豪之外的任何人來說，發(fā)布文本的速度非常緩慢而且過于昂貴。帕爾默說，14世紀的一本手工復制的書價格和房子的價格一樣多，而圖書館花了不少錢。14世紀初最大的歐洲圖書館是巴黎的大學圖書館，只有300本手稿。
　　到了十五世紀九十年代，當威尼斯成為歐洲的書籍印刷之都時，西塞羅的一份偉大作品的印刷版本僅花費了一個月的學校教師工資。印刷機沒有啟動文藝復興，但它大大加速了重新發(fā)現和分享知識。
　　“突然之間，原來圖書館在這個社會中只有少數最富有的精英教育才有的，現在在一個在每個中等城鎮(zhèn)或每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建立圖書館成為可能。”帕爾默說。
　　3.馬丁路德成為第一個暢銷書作家
　　馬丁路德在威滕伯格城堡教堂的門上張貼他的95條論綱。
　　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有一句名言，總結了印刷機在新教改革中的作用：“印刷術是上帝賜予的最好的并且是最偉大的禮物。”
　　路德不是第一個質疑教會的神學家，但他是第一個廣泛發(fā)表他的看法的人。其他“異教徒”看到他們的行動很快被教會當局撤銷，他們的作品的一些副本很容易被摧毀。但是路德對“出售贖罪券”的討伐時機恰逢歐洲各地的印刷機爆炸式增長的時期。
　　正如傳說所說，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張貼在德國維滕貝格諸圣堂大門上的辯論提綱，被認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運動之始。
　　由于印刷機和他的信息的及時力量，路德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暢銷書作家。路德將新約翻譯成德文，僅用了兩周就售出了5000份。從1518年到1525年，路德的著作占德國所有書籍的三分之一，他的德國圣經經歷了430多個版本。
　　4.印刷助力科學革命
　　波蘭天文學家尼古拉斯·哥白尼的《關于天球的革命》中的天文表格。
　　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開發(fā)科學方法方面表示贊同，他在1620年寫道，永久改變世界的三項發(fā)明是火藥，航海指南針和印刷機。
　　幾千年來，科學基本上是一種孤獨的追求。偉大的數學家和自然哲學家被地理，語言和手寫出版的懶惰風格分開。不僅科學數據的手寫副本昂貴且難以獲得，它們也容易出現人為錯誤。
　　隨著新發(fā)現和廣泛受眾發(fā)表和分享科學發(fā)現和實驗數據的能力，科學在16和17世紀取得了巨大的飛躍。例如，在16世紀早期開發(fā)以太陽為中心的星系模型時，波蘭天文學家尼古拉斯·哥白尼不僅依賴于他自己的天堂觀測，而且依賴于印刷的行星運動天文表。
　　當歷史學家伊麗莎白愛因斯坦寫了她1980年出版的關于印刷機影響的書時，她說，它對科學的最大禮物并不一定是想法可以通過印刷書籍傳播的速度，而是原始數據被復制的準確性。通過印刷公式和數學表，科學家們可以信賴現有數據的保真度，并投入更多精力開辟新天地。
　　5.使小眾的意見獲得一個平臺
　　在16世紀用于制作書籍的印刷機。
　　帕爾默說：“每當有新的信息技術出現時，包括印刷機在內的第一批‘群體’就是那些在早期系統(tǒng)中沉默的人，這意味著激進的聲音。”
　　無論是業(yè)余無線電，互聯網公告板還是Instagram，都需要努力采用新的信息技術。最愿意承擔風險并努力成為早期采用者的人都是那些在技術存在之前沒有發(fā)表言論的人。
　　“在印刷革命中，這意味著激進的異端邪說，激進的基督教分裂團體，激進的平等主義團體，政府批評者等等的思想可以得以傳播，”帕爾默說。“新教改革只是印刷品的眾多癥狀之一，使這些聲音得以傳播。”
　　隨著批評和替代意見進入公共話語，當權者試圖審查它。在沒有印刷機時代，審查很容易。所需要做的只是殺死“異教徒”并焚燒他或她的一些筆記本。
　　但在印刷機之后，帕爾默表示幾乎不可能銷毀所有危險想法的副本。一本書聲稱越危險，人們就越想讀它。每當教會公布一份被禁書籍清單時，書商們就會確切地知道接下來應該印刷什么。
　　6.從輿論到大眾革命
　　美國革命博物館的托馬斯潘恩的《常識》。
　　在啟蒙時代，像約翰洛克，伏爾泰和盧梭這樣的哲學家的作品在一個日益識字的民眾中被廣泛閱讀。他們將批判性推理提升到習俗和傳統(tǒng)之上，鼓勵人們質疑宗教權威并獎勵個人自由。
　　在啟蒙時代，知識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導致了輿論的發(fā)展及其推翻統(tǒng)治精英的力量。
　　帕爾默說：“即使是文盲也無法抵抗革命啟蒙作家的吸引力”。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于1776年發(fā)表《常識》時，美國人的識字率約為15％，但革命的過程中印刷和出售數量卻超過了整個十三州的人口。
　　7.機器“偷走了”工人的工作
　　本杰明富蘭克林及其同事于1732年在富蘭克林的印刷機上工作。
　　在18世紀中葉，工業(yè)革命沒有在歐洲發(fā)展的如火如荼，，但你可以說印刷機正在從工人的手里“偷工作”。
　　在古騰堡的范式轉變發(fā)明之前，抄寫員的需求量很大。出版商公司將聘請數十名訓練有素的工匠精心手工復制和抄寫手稿。但是到了15世紀末，印刷機已經使他們善于抄寫這個獨特的技能變得過時了。
　　另一方面，對印刷材料的巨大需求催生了一個全新的印刷廠，實體書商和富有進取心的街頭小販。作為打印機學徒開始的人中就有未來的總統(tǒng)本杰明富蘭克林。